身材健碩、一腔熱誠與正義感的年輕人嘉曦，每星期會拿著一大袋麵包、杯麵、飲品探望露宿者，在露宿者被食環署職員灑水、掃走家當時，他會在示威請願行動中挺身而出，雄辯滔滔地為他們發聲，許多人誤以為他是一名社工。其實，他也是露宿群體一份子，在深水埗區斷斷續續露宿6年，對露宿者的處境有著切膚之痛，加上口才了得，偶爾會被社區組織協會（簡稱社協，或SOCO）邀請為露宿者在立法會或示威行動上「代言」。

「我不知道困難的日子會有多漫長，可能過埋聽日就上樓，也可能要等到我離開人世，但我相信只要一個人不貶低自己，堅持做正確的事情，你會有翻身的一日。」

嘉曦渴望「翻身」，更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社工，幫助弱勢社群，但幾年前患上精神病，卻讓他飽受社會的白眼，難以找到一份長工，幾次租到棺材房、劏房後又因租金上漲、工作不穩而流落街頭。儘管命運弄人，他直言最難受的，還是政府對露宿者趕盡殺絕的態度，「你（政府）要趕走我唔緊要，但你連聽我們說話的機會也不允許，會否太絕情了？」

今天，他決定站出來，就是要換取一個被聆聽的機會，向我們剖白自己的際遇、露宿者的辛酸，以及政府如何無理對待這班位處社會最底層的人，希望香港的露宿者問題能得到更多的關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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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露宿不是我的個人選擇」

「無人會想瞓街，很多人只是迫於無奈。」嘉曦斬釘截鐵地說。

在2013年的立法會會議上，社會福利署助理署署長曾形容露宿街頭是很多露宿者的「個人選擇」，理由是「節省金錢」、「瞓街較為方便」、「不願與他人同住」，一度惹來多間社區組織的反彈，指責這種說法等同推卸責任給露宿者，彷彿意味著不需要太多政策或援助的介入，露宿只是一已的喜好或是失敗。

對於社署的說法，嘉曦感到被誤解，因為他的半生命途坎坷——父母雙亡、惡疾纏身，露宿絕不是由自己一手造成。而且，有別於上一個年代較常見的吸毒、酗酒、賭博型無家者，他屬於新一代的經濟型無家者，露宿的主因多數是失業、應付不了暴漲的租金，背後是一連串的社會結構性問題，如房屋短缺、經濟不景、樓宇租金不斷上升等。

「16歲時，父母突然過了身，房屋署便收回當時的公屋，因為當時未夠18歲，政府便派福利署上門，問我想入住保良局，還是找一位親戚作監護人同住，我選擇了後者，與外婆同住。過了兩年，外婆亦離開人世，房屋署又再次收番間公屋。」

「沒辦法，那時年紀太小，根本不知道怎樣去加番個名在阿婆的公屋上，房屋署按『規則』要收番。」面對房屋署的無情，以及親人的逐一離世，年紀尚輕的他傷痛之餘，更感無助和孤獨，在身無分文之下，他讀完中三便輟學，省下升學的錢，出來打工養活自己，好讓自己「有瓦遮頭」。

學歷低微的他，起初靠一把口搵飯食，當上了手錶推銷員，收入不錯時還能租一房一廳的單位居住——直至他患上重病，失去工作能力。「大概是2010年中吧，腎臟、腰骨等問題湧現，每隔幾天就要請病假，請不到假便變做part-time，但後來病到連freelance也應付不到，便淪落至失業、交不起租，要露宿街頭。」他這輩子也不會忘記，人生第一次嚐到被業主趕出街的苦頭，是在2011年的農曆新年前夕，那天家家戶戶都窩在家中吃團年飯，他卻在冰冷的深水埗的街道上蹓躂至天亮，要到避寒中心「過大年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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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宿誘發精神病　沒有地址難找工作

16歲失去雙親、18歲失學、20歲失業，嘉曦無家可歸，無依無靠，在漫長的孤獨日子中，他患上了精神病，首次病發是在露宿後的兩年，「當日我上社協找阿東（社協幹事吳衛東），坐在大廳的椅子上，突然不斷撞頭埋牆，又拿剪刀自殘，幸好阿東及時制止我，送我進醫院急症室。」急症室將他的個案轉介至精神科，被醫生確診為「思覺失調」，認為成長背景、露宿、失業都是病發原因。

然而，一日未擺脫露宿的困境，嘉曦的病情只會惡化下去——幾個月後，他試過割脈自殺，再被醫生診斷為「抑鬱症」，及後在2015年年頭，又曾失去控制及知覺，整晚在街上大叫大嚷、胡言亂語，演變成嚴重的「精神分裂症」，至今仍要服用大量藥物才能保持清醒。

沙田醫院精神科醫生嚴始立表示，露宿者精神病發的機率比平常人高，亦有精神分裂者因出現妄想、被害的症狀而不敢回家，淪為露宿者，根據她在2015年做的香港無家者精神狀況抽樣研究，高達56%的露宿者都患有精神病，惟大部分沒有「識病感」而延誤診治，嘉曦算是比較「自救」的一群，願意自己求醫。

嘉曦直言，最令他困擾的，不是病患本身，而是社會對精神病的歧視和不解。「找一百份工也沒有回音！不知道是我誠實還是愚蠢，每次我都會向僱主坦言我有精神病，因為有時一個星期或一個月便要覆診一次，我點都要向他請假。不少僱主聽罷都說：精神分裂會斬人喎！然後便叫我等消息。」「又有一次，我住在仁愛之家（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），半夜大吵大鬧，被宿友舉報，修女誤以為我吸毒，便將我趕出宿舍，說我會影響其他人，我不斷跟她解釋這是精神病，她也不相信。一個月的宿期，本來已經很短，但旁人的不信任，卻令我連宿舍也住不到。」

他認為，精神病、露宿者是雙重標籤，讓他們成為邊緣中的邊緣人，是求職的一大挑戰，更難單靠自己力量脫貧。「求職申請表上地址一欄，我們又應該寫什麼呢？通洲街公園？深水埗某隧道？明愛醫院急症室？你不能這樣寫吧，就唯有漏空，但僱主一定會追問，最後還是如實招來，份工便石沉大海。」他又表示，有些露宿者連手機號碼也沒有，或弄丟了身分證卻沒錢補領，根本無可能成功求職，但若他們要申請綜援，每月都要參與強制性的自力更生計劃，每兩個星期應徵兩份工作，通常都會失敗而回，原因不外乎上述幾點，他希望僱主能更寛容地看待他們的難處，給他們一個起點去以工作擺脫露宿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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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次上樓仍不敵貴租 陷入「再露宿」循環

有些人以為露宿者意志消沉，甘願一世瞓街，沒有向上流的動力，但根據城市大學聯同四個社區組織、其他四家大學合辦的《2015年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》顯示，在全港1614名露宿者中，有近六成（58%）露宿者曾在露宿期間成功重新「上樓」居住，但達五成（52%) 人最終仍是敵不過租金無止境上升，無錢交租，又或交了租就無錢生活，惟有棄租、瞓街，露宿的惡夢猶如「永劫回歸」——平均每人「再露宿」的次數為4.18次，情況令人嘩然。

以嘉曦為例，在露宿期間，即使周身病痛仍堅持自力更生，精神狀況較穩定時，便到處找一些散工做，如搬運、建築、清潔等，以負擔日常的基本生活開支，「只要是能力做到，及不犯法，我都會照做。但只會選擇在深水埗區工作，連交通費也省下。」每個月數千元的微薄薪金，讓他由2011年年頭至今，上過五、六次樓，睡過三十呎的板間房，也睡過只容下一個身位的棺材房，但還是擺脫不了交不起租的宿命，一間板間房今個月2500元，下個月可躍升至3000元，他寧願省下租金，換來一日兩餐。

嘉曦表示，這是香港欠缺租務管制的荒謬。「在尚有租務管制的年代，業主不能胡亂加租（每兩年一次的加租，幅度亦不得超過三成），或隨意踢人走（若租客願意繳交市值租金，業主必須同意續租），較能夠保障租客的權益，但1998年政府取消管制後，私樓租金瘋狂飆升，業主見到有新客比你更付得起錢，就可踢走你。」

他說，本來租客可以透過地產代理商找業主簽訂具法律效力的《標準租約》，在一年「生約」內可不被加租，但實際上，他身邊的露宿或基層朋友連代理費也沒能力繳付，只在街邊招貼、報紙廣告上找單位，這些不受《租約》保障的租客只能「睇業主眼色做人」，既沒有議價能力，也承受隨時被新客取代的壓力。

針對租金暴升的情況，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建議政府恢復租務管制，減低基層市民因交不起租而露宿的機率。在2016年2月社協提交立法會扶貧委員會的意見書中，社協建議政府若能重訂管制，應限制租金升幅在兩年內不能超過18%，並指出1998年撤銷租金管制是緣於金融風暴，當年是為了減少市場干預，刺激經濟增長，但今天本港經濟已回復熾熱，物業炒賣令樓價及租金屢創巔峰，受罪的只是基層市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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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拿了綜援也要照舊露宿」 四成露宿者拒領綜援

即使租金、物價如此高昂，嘉曦堅持如非「死到臨頭」也不領取綜援，在長達6年的露宿生涯中，他只領過兩次，每次只維持數個月。「我有想過拿綜援，但每次入到門口，白眼太多，還是卻步了。我這麼年輕，實在不好意思與老弱婦孺去爭福利。」「但有兩次，我病到任何工作也做不來，身上一蚊都無，惟有硬著頭皮去領取，然而一找到工作，我便會放棄份福利。」說穿了，露宿者也是人，不想伸手向政府討錢，也是為了面子和骨氣。

社協幹事吳衛東說，本港約有四成露宿者如嘉曦一樣，他們沒有申領綜援，只靠低收入工作、拾荒維生，寧可自食其力。「其餘的六成人即使領取了綜援，也不代表交到租，因為現時單人的租金津貼只有1700多元，但一間無窗棺材房的平均價格也要1800-2000元，額外金錢補貼不了，還是要露宿。」
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政策研究及倡議主任黃慧賢就表示，這種「超租津」（租金超過津貼金額）的情況在香港十分普遍，佔所有一人綜援戶的54%，主因是香港的房屋租金不斷上升，出現劏房「豪宅化」的現象，加上舊區重建，新樓落成或修緝過後租金亦會提高，基層市民成為最終受害者，即使有拿綜援補貼生計，也寧願睡在貨櫃車內、天橋底，省下租金及傢俱費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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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破裂礙申請公屋　輪候及申請過程「非人化」

綜援不夠租、私樓租不起，這些都是私人租務市場的「死症」，因此嘉曦認為政府能協助露宿者徹底擺脫街頭生活的唯一正途，還是讓他們早日入住公屋，但對他來說，這竟然又是一條死胡同。「剛開始露宿時，我有嘗試申請公屋，但等了幾個月，都等不到一張藍卡，即排公屋的編號籌。」沒想到，房屋署最終否決了他的申請，他連一張公屋的入場劵也拿不到。

直至房屋署通知，嘉曦才發現，原來小時候與父母同住的沙田公屋單位名冊上有他的名字，因此房屋署以「享用過政府的房屋福利」的理由拒絕他的申請，但當他要求進行除名手續時，結果又是失敗而回。「由於父母死後沒有留下房屋證，當年外婆也沒有為他們申請死亡證，加上年代久遠，難以追溯10幾年前的事情，房屋署表示無法為我進行除名手續，終身都不能再入住公屋。」

「我不斷跟他（房屋署專員）說，不是啊！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當時我只有16歲，根本無法繼承該單位，又不懂什麼除名的手續，更莫說申請死亡證，我外婆執汽水罐、執紙皮，對這些也一曉不通。但房屋署的人卻表示，我一日交不出相關文件證明他們的死，一日都無法申請公屋。」

嘉曦無奈地表示，很多無家者的背景都是家庭破裂，引起一連串的「技術性」問題，例如有些人尚未與分開已久的配偶辦離婚手續，有些人與父母分居、離家出走多年未曾除名，都窒礙了公屋的申請進度及機會——家庭、婚姻的問題，突然變成各種申請過程中的限制，他質疑為何政府不能更「人性化」地處理社福事宜。

社協幹事吳衛東補充說，處理這些特別情況涉及繁複程序，包括申請法援、上庭、見律師、社工轉介，動輒花費經年，某些露宿的長者有機會等不到公屋就過身。他又指，大部分露宿者是單身人士，排在公屋大軍的隊尾，而每年單身人士編配單位只有約2000個，但總輪候人數達14萬人，無數人等了十年廿載也未上到樓，「假設一個人今年30年歲，根據非長者單身人士計分制，由146分開始排到58歲才能排到standard入屋的400多分，要等足28年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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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四處驅趕成遊牧民族 宿舍起在垃圾站上面感侮辱

除了公屋以外，其實香港有四間免費臨時收容中心，能夠暫緩露宿者的住屋需求，包括救濟會自負盈虧的灣仔、油麻地、深水埗區的露宿者之家，以及天主教仁愛傳教修女會自資的仁愛之家，但吳衛東批評，這些宿舍的住宿期過短，為期1至3個月，許多露宿者尚未找到工作維生就要退宿，變相要「再露宿」。

嘉曦曾住在露宿者之家及仁愛之家，他表示宿位嚴重不足，以露宿者之家為例，深水埗區的露宿者達幾百人，但該區床位只有70個，晚上經常爆滿。另外，夏天時露宿者之家的環境較惡劣，木蝨為患，且沒有冷氣，70多個人聚居在一起，感覺侷促亦易生爭執。然而，他認為有宿舍住「起碼叫有瓦遮頭，較瞓街有安全感」，故建議政府應資助這些機構擴建宿位。

最令他不滿的，是三間露宿者之家興建在垃圾站、公廁上面，衛生環境惡劣，令他感到侮辱，「我不介意聞臭味，但如果政府當我們是人，為何把我們擺在垃圾一堆？」事實上，在2013年，政府曾為了擴建油麻地戲院二期，而提出重置上海街的露宿者之家，卻沒有借重置契機紓緩宿位的緊張，而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提案仍然是把垃圾站與宿舍放在一起。

嘉曦說，某些露宿者不介意沒有宿位，但最基本的需求是以隱蔽的方式生存，例如住在天橋底、隧道等，以不影響到街坊為主，又可以收埋自己。但隨著近年食環署的驅趕、灑水行動愈來愈多，他們慘被「愈趕愈出」，趕到一些比較「明目張膽」的地方，如街道旁、店舖門前，容易惹來街坊投訴環境及衛生問題，令食環署又有更多的理由驅趕。

更甚的是，這只會令街頭上的「遊牧民族」愈來愈多。「露宿者分成兩種，一種是居住在固定地點，周圍有配套設施如公廁、涼亭等，這些人通常用木板搭屋，並形成一角部落群居；另一種是遊牧民族，他們通常獨來獨往，身上只有少量的行李，去到邊就瞓到邊。前一種露宿者能維持僅有的人際網絡，遇事如財物被偷時能互相照應，但隨著政府的驅趕次數增加，愈來愈多露宿者成為遊牧民族，變相社工較難接觸到他們，生活更形動盪及孤立無援。」

他認為，政府根本無心解決露宿者的社會問題，不是以協助他們脫離街頭生活為目標，而是把他們趕出大眾的視線範圍，本來無家可歸已經夠悲涼，但現時在街道上的最後生存空間也被扼殺。「政府從來沒有專責部門處理露宿者問題，只是把一切責任外判給NGO，而社署的登記露宿者人數只有800多人，遠低於民間調查的1600多人，連人數也掌握得不準確，針對性的援助又何從談起？還有，政府平日的行動只有三招：清潔、行政手段驅趕及落鐵馬，有不少露宿朋友都感到很委屈，在他們眼中，我們好像與老鼠、蟑螂同等地位。」

（編按：看過露宿者的心聲，稍後我們會深入報道政府對露宿者的管理手段，以及近年比較重大的露宿者爭議，探討區議會、食環署、民政署、立法會議員、露宿者及社工各方持分者之間的角力：在環境衞生及露宿者的生存空間之間，社會可以如何取得平衡？）

核稿編輯：周雪君